每个人的朋友圈，都少不了有几个做代购的。韩国化妆品、澳洲奶粉、日本马桶盖、欧洲奢侈品，还有美国的数码产品，可谓玲琅满目。
最初的代购，是国外的亲戚或留学生，在国外购买，人肉带回国，仅限于亲戚朋友之间。一些特殊的职业群体，比如航空公司的机长或乘务员，经常往返国内外，带回大牌包包、手表、服饰等高档商品。后来逐渐的，国内有人组织有相同需求的人，共同采购，分摊运费，然后由那些经常往返国内外的人群购买带回，代购者赚取利润。再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职业代购，专门为了购物而出国。
辛苦的代购
很多人觉得代购很赚钱。比如一种护发素，日本只要80，网上代购最便宜170，翻倍的利润。有人去日本出差，发现某款护肤水，一瓶330毫升要8000多日元，折算成人民币约460元，而自己朋友圈和淘宝代购，稍微看起来靠谱一点的都要560元，邮费还得另算。于是感叹，卖一瓶水就净赚一百多了，怪不得这么多人做代购，来钱好快啊！
不过，怼的人马上出来了。有人说：机票住宿吃饭，一趟往返至少要5000人民币，行李额也要花钱买；有时候因为怕被海关扣还得快递回来，快递费也不便宜。而且，330毫升一瓶的护肤水还不轻呢，一瓶赚100块，50瓶才能把成本赚回来！你扛个50瓶护肤水从日本到中国，我给你5000，你乐意？
当然，和任何行业一样，代购也有自己的门道。由于购买量大，职业代购一般有专柜的打折卡 ，可以在一般消费者打折的基础上再打折，然后原价+税+原价15%-20%的运费的总价格卖给客户。当然，他们还会经常发朋友圈说代购多不容易。
不过，代购的钱并不好赚。
代购每天拉着箱子一家一家去找货、排队、抢货、再到下一家，再排队、抢货，一天吃一顿是常事；为了抢到限购商品，还得提前2小时起床排队；有时还会丢失货物；回国还要整理订单发货。累还好说，更要命的是还有紧张，出海关的时候，心脏都快跳出来！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补税，交罚款，等于几次白干。
代购还总结出很多“经验”，能少带行李箱就少带，东西装箱的时候尽量紧凑，不要大包小包领着，避免和其他有很多行李的游客一起，出海关不要看海关，眼神镇定点，要是扣下来，就说自用，送人，或者你就拿一部分价格不高小票给海关看。
不过，经验也不是总有用。国庆前，微信朋友圈都在转发这样一个新闻，上海浦东机场正在严查海外购物进境，在上海浦东机场T2航站楼，所有人全部开箱排队等待过机审查，队伍长的看不到尽头……有一班航班查了100多个代购，排队等待交税。
代购的本质
代购最主要的作用，当然是为了避税。
现在，入境的时候，除了少数酒精、香烟以及规定物品外，每人可以有5000元的免税放行额度，加上口岸进境免税店的3000，一共是8000元。超过5000元的部分，应主动申报，其中属于自用的，海关仅对超出部分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征税，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全额征税。代购就是利用这个5000元的空隙，利用海关不能人人都开包查验，带入商品，达到逃税的目的。
所以，本质上，代购是执法力度达不到所释放出来的老百姓生活中的善意的灰色空间。这个空间类似于社保不移交税务部门，类似于现在税务部门出来说，不会加强征收房租税。于是，在这个空间中，老百姓买买化妆品、买买奶粉。
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避关税，代购不会如此之火。
抽样显示关税额在商品的零售价中实际占比仅0.5%~7%，这是因为除了关税以外，进口商品还需要缴纳增值税，一部分还需要缴纳消费税等，还有市场各个层级的渠道利润。而代购，不但避免了关税，连国内生产的商品的增值税与消费税都避开了。所以，自然有价格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看，代购的本质，不仅是必过关税，更是避过国内的消费税、增值税。
避税，再怎么省的钱也有限，代购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更顽强的需求。
有些商品，因为小众需求，或知识产权，或审批，在国内根本无法买到。比如，前不久获得爆棚好评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印度药。还有些产品，国内虽然有，消费者更愿意相信国外的质量，比如，奶粉。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国产奶粉信誉跌至低谷，中国人把购买奶粉的目光转向海外，但正规渠道进口的奶粉价格偏贵，于是，代购奶粉的热潮兴起。其根本原因，是相信制度标准化下生产的奶粉是安全的，相信那个封装的标志。本质上，是相信一种“制度封印”。从这个意义上，代购是中国人用钞票投票，寻找更好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代购不过是中国老百姓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不靠谱的代购
不过，与中国其他行业一样，水大水深，自然也会变得浑浊起来，假货开始充斥这个市场，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
有些代购，把真假货物混卖，消费者更是难以区分。代购中常常自称支持专柜验货，但专柜既无鉴定的义务，也无鉴定的能力，往往对这类要求予以拒绝。唯一的办法，是司法鉴定部门予以鉴定，这不仅增加成本，而且，我国的司法鉴定机构是否接受，以及有能力接受类似的委托尚不明确。
对消费者来说，风险往往出在商家信用、产品质量、投诉退货等环节。代购奢侈品的多为各地航空公司的空姐、海外留学生及各网站店铺，发生纠纷后，消费者难以确定维权对象，亦难以提供对方真实信息，导致维权难。
正如前所说，去海外购买，本质上是相信一种“制度封印”。但是，所谓制度封印，需要的是全程无缝监管，一旦有任何一环脱离了监管，“制度封印”就失效了。比如，私人带回，这个过程，是无法监管的，猫腻也由此而生。
除此之外，代购还有涉嫌逃税的法律风险，不少产品会引发知识产权问题，更为麻烦的是，食药类产品，没有卫生许可证，消费者要承担的风险更大。
危险的代购
代购不仅是消费者存在风险，代购者风险也很大。而且，随着《电商法》的实施，与日俱增。
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海关。根据《海关法》的规定，不管是个人到国外购物，还是电商企业做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都必须主动接受海关查验，即便是自用物品，总值超过5000元人民币的仍需缴税。若故意逃避海关检查，或者以自用的名义通过海关检查，但实质上用于销售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均属于逃避关税的行为，涉嫌走私。
简单地说，带着超过免税范围的东西试图逃避海关关税，海关发现了就是走私未遂，没发现带回家了就是逃税了，没交税还倒手卖钱，就属于走私了。
根据中国的刑法规定，走私分为几档：
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不管数额大小，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然后，都会被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最近，有媒体报道了淘宝店主代购服装涉嫌走私、逃税被判10年的案件。游某从2013年5月起，通过快递邮寄、雇请“水客”偷带及自行携带等方式走私服饰入境，并在其网店在境内销售牟利。此外，法院认定，游某在香港刷卡购买并走私入境的服饰金额总计人民币1000多万元，偷逃税款达300多万元。显然，虽然舆论同情，但按照法律，十年以上的刑期，已经是最低的了。
不过，舆论的同情，有着朴素的直观的理由。
如果按照《进口税税则归类表》，镶嵌钻石的珀金首饰，税率是35%，镶嵌钻石的黄金首饰，税率是20%。包包的材质，如果是皮的，税率20%。爱马仕一个包大概在5万元，应交税1万，如果带十个包，就可能会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这与大多数人的对正义的直觉、情理相违，而“法不外乎人情”。
提高个人免征额
继在2015年6月、2016年1月和2017年1月后，2017年12月，中国连续第四次降低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此次降税产品的一大特点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覆盖面广、降幅明显，涵盖食品、保健品、药品、日化用品、服装鞋帽、家用设备、文化娱乐、日杂百货等消费品，共涉及187项商品。其中，唇膏、眼影、香水等化妆品关税由10%降至5%，咖啡机、智能马桶盖由32%降至10%，矿泉水由20%降至10%。婴儿尿布及尿裤，以及部分配方婴幼儿奶粉，降幅力度最大，进口关税均直降为零。
不过，这还不够。
首先，理论上，那些人肉代购奶粉的，药品的，都是走私。而他们的走私行为，对应的却是想给自己孩子安全的食物，给亲人救命的药。2017年，虽然对奶粉进行了降税，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进口配方奶粉都零关税，仅仅一些特殊的婴儿水解奶粉是零关税，普通婴儿奶粉的关税仍有降低的空间。
其次，技术加强了征收力度的时候，就应该在税率上做出一个相应的退让。
在未来，不难想见，通过判断支付宝、微信付款记录，或者朋友圈记录，都能判断是否为代购。再或者，通过航班记录发现某位旅客频繁到国外，却又不是职业所需，依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就能判断是代购，然后在其过关的时候，严加审查。那么，当技术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从“立法”角度看，化妆品、奶粉、奢侈品等的税率是不是该再降低一点呢？
对进口化妆品、奢侈品税，理论上该收，但从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当下现实的角度看，确有可商榷之处。里根总统也曾对皮草、游艇征收奢侈品税，结果富人把自己的消费转移到其他品类上，奢侈品税重创的却是相关产业以及工人，几年之后，奢侈品税草草收场。对化妆品、奢侈品的关税，类似奢饰品税，因为这类品类的商品，消费弹性很大，价格高就少消费一些，价格低就多消费一些。降低关税，有利于消费的回流。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的收入在不断升高，但是5000元的个人入境免关税额度，从2010年起，至今已经8年过去了。相比之下，个税的调节频次就多得多。2006年以前为800元， 2006年调整到1600元，2008年调整到2500元，仅仅三年之后，2011年又调整到2500元，今年，又再次调整到5000元。如今，中国需要加大进口，中国游客在境外的购买力，属于中国与世界密切联系的一部分。
当下中国面临缩减贸易顺差的压力；化妆品、奢侈品这类产品，体积不大，会消耗海关大量执法能力；加上其消费弹性很大，价格高就多消费，价格低就少消费，关税对国内产业保护效果也有限；而且不涉及国计民生。所以，当技术提升了执法力度的时候，的确可以重新审视关税税率以及个人入境免征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