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家，一个女人说不出的辛酸



1974年到1975年，王来娣结婚后在村里带一个扫盲班，教学教得很好，还给学生编排宣传舞蹈，很受欢迎。后来村里有一个转民办教师的机会，眼看她的命运要转变了，但是这个名额却被村支书私自留给了他表弟。王来娣不甘心，一也去质问过，但是最终还是失去了教书的机会，现在每每想到，还是觉得痛心，“如果当初能转到教师，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也不用为养老保险的事担忧了……”



1979年家庭承包责任田之后，王来娣的老公也不怎么会干农活，家里的农田只好包给别人耕种。



1980年，国家政策下来，在成立还有家人的，可以回上海，愿意留在农村的回去的，给安排工作，并且一名知青可以带两个子女转为非农业户口。王来娣看看年迈的婆婆，三个女儿，如果她回上海了，她老公可能就只能一个人过了，又是本能的同情，她留在了三和，和她的两个女儿的户口农转非，那时候的政策是吃成品粮，她和两个女儿每个月都有补助，每半年发一次。



工作本来是可以安排的，当时供销社招工，王来娣也被招去了。



“但是之后他们却通知我去三和饭店当会计，当时这个饭店都快倒闭了，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上班。之后一两年时间，我一直跟着老公干泥瓦匠活儿，你看我一个弱女子，那时候就干这个，不可相信吧?干一天就一块二毛钱，老公一天挣几块钱，家里没有中田，粮食都靠我们两个人挣钱买。三个孩子上学也需要花钱，工作没有着落，所以那时候真是很焦急!”想起工作的事，王来娣声音有些哽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