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09月06日
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軌道交通總隊徐家匯站治安派出所的警官們大概做夢都想不到，自己發的一條微博竟然會掀起一場全國範圍內的輿論口水仗，激辯的主題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究竟是上海人排外還是在滬外地人文明素養低下？
那個名叫“軌交警花”的官方微博發佈的是一個被媒體稱為“乞討排行榜”的東西。它說，“自2008年以來，在進綜合執法工作站次數的排行榜上，22歲的何某以309次位居第一。他來自遼寧，暫住在火車站附近，文盲，腳上有殘疾。88歲、來自安徽鳳陽的陳老太以302次暫列第二。據警方透露，她下午與老鄉打麻將，贏錢就不出來，輸就出來討點賭資；25歲的包某排第三，他與老婆一個吹笛一個賣唱，但兩人都是開音響假唱。”
微博還稱，這些“職業乞丐”月入過萬，出入肯德基甚至高級飯館，還經常演戲欺騙好心路人，直至拉拉扯扯胡攪蠻纏……顯然，“軌交警花”的意圖是提醒地鐵乘客不要上這幾個詐乞者的當。
該微博隨即招徠一些尖刻批評，外埠相繼有評論員發表評論，認為上海軌交的這種做法侵害了這些行乞者的公民權利；例如《“乞討排行榜”還是不要了吧》（見8月19日《新京報》）、《“乞討排行榜”是種示眾式羞辱》（見8月20日《華西都市報》）、《“乞討排行榜”考驗城市管理雅量》（見8月21日《廣州日報》）、《“乞討排行榜”警示公權應有邊界意識》（見8月20日《荊楚網》）等……當《中國青年報》評論員曹林寫出“何苦為難窮人”這樣的話語時，原本想要主動做點實事的“軌交警花”遭遇到了巨大壓力。
在爭論的另一端，卻是“軌交警花”“向地鐵乞討說不”的呼籲獲得了上海市民如潮的響應和本地媒體一邊倒的支持。上海媒體紛紛擺出一付低調理性的姿態予以反駁，8月20日的《東方早報》在頭版刊登題為《市民支持軌交警方整治強行乞討》的報道，“揭露”了的那些職業乞丐的各種醜態。文章還援引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駿的話指出，“管理部門發佈這個排行榜是一種無奈，應該談不上一種歧視……強討者利用人們的同情和憐憫，將之變成一種發家致富的法寶，這種行為是違背社會道德觀念的。”這進一步遭到了外地輿論更加尖銳的批評。
這種對峙局面的形成，非常不幸地使一場原本應當是圍繞有關公民權利與執法尺度展開的討論，異化成為了一場圍繞“上海人”與“外地人”之間“地域歧視”的罵戰。
在微博上，一些情緒激動的上海網民抱怨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不遵守社會公德”、“素質低下”，認為他們“沒有資格管上海的事”，甚至要求他們“滾回去先把自己那塊窮鄉僻壤管好”……
而“外地人”則反唇相譏上海市民“小氣”、“排外”，只知“崇洋媚外”，批評“上海人沒有資格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強調“上海是全國的上海”……
事實上，這種情形的出現已有一段時日了——絕大多數牽扯到滬籍與非滬籍人士的爭端，或由外地媒體發起的涉及上海事務的批評，最終幾乎都會演變成滬與非滬的身份與地域文化之爭。而圍繞“電台開辦滬語節目”、“公交車增設滬語報站”之類事關本土文化傳承的討論，更是每每變得意氣用事。
幾年前，上海發行量最大的《新民晚報》社區版曾刊登過一篇小文章，戲稱“在陸家嘴一帶（位於上海浦東新區的CBD，上海的金融中心）說上海話的都是窮人……”一句自嘲式的玩笑話，居然在市民乃至政府高層引發軒然大波。
這一系列誇張的反應，都暴露了過去曾自詡高人一等的上海市民內心深處的巨大焦慮。
最近公布的最新人口數據有力地解釋了這種焦慮的出處：截至2012年6月，上海實有人口為2433.4萬，其中外省市來滬常駐人口達到982.3萬，比2000年增長了183%……這種外來人口的巨量湧入，在給上海帶來人才、勞動力和發展活力的同時，也難以避免地與本地習以為常的社會秩序、文化傳統發生越來越多的衝突。上海中心主義者們認為，對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產生最直接影響的，是這些外來移民大量擠佔了本已稀缺的教育、醫療等福利資源，提高了犯罪率，並使城市的整體文明素質出現下降……
當然，上海並不是唯一面臨外來人口和本地文化緊張對峙的城市，北京、廣州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由於上海特殊的半殖民歷史，使之很大程度上與香港人對待大陸的心態更為接近。所不同的是，上海沒有一道柵欄和一個邊檢站可以把自己這個“現代化孤島”與潮水般的“前現代內陸移民”阻隔開來。
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的上海還沾到了中央政策不少光的話，過去10年北京政治風向的變換則進一步加劇了上海人的焦慮與失落。只不過，由於這個話題既不符合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又容易捅了底層民意的馬蜂窩，所以，長久以來大多數人在檯面上一直緘默不語。
在關於軌交“乞討排行榜”的激辯中，滬上一位老資格的媒體人、《新民周刊》主筆胡展奮所發的微博集中體現了滬人身上的這種焦慮：“到處都是‘燒香趕走和尚’的景象！一個城市已經‘寬容’到連自己的方言都快消失了，還在說它‘排外’，這一刻，你們要求滬人都是聖人，你們且自問能否達到如此境界？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將近60年以前，我的父母從江陰對面的海門（隸屬於江蘇省南通市）農村來到上海，追尋他們心目中更加美好的生活。雖然至今依然鄉音未改，但他們好像從未覺得自己是“外地人”，周圍人也似乎從未因為他們的口音不是純正的上海話而認為他們不是上海人。但我相信，他們一定堅決地認為，自己親身參與了現在上海人引以為豪的那種“城市文明規範”的建構，他們就是上海人。
說起上海，無論是上海人還是外地人，第一反應就是外灘。確實，外灘這個名詞對於上海和上海人，就像黃河這兩個字之於中國和中國人——它不僅浸透了這座城市的歷史記憶，也生動地展現了這個城市獨一無二的精神氣質。
作為中國最年輕的城市，現代上海其實本就是一片“灘涂”。它最令人嚮往的地標不是什麼“宮”、什麼“殿”，或什麼“關”，也沒有高大巍峨的城牆和寬闊堅固的護城河。上海，還是中國唯一一座沒有書寫着典雅名稱的“門”的城市。這個事實，彷彿從反面告訴所有人：這座城市沒有圍欄、沒有大門，任何人都可以來，可以憑藉自己的智力、勤奮和運氣打拚出一片天地。
所以那時候，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創業者的天堂”。總之，這就是“灘”的精髓——開放、自由，同時當然也伴隨着冷漠和勢利。但這已是我們對過去那個“大上海”的殘缺記憶。
上海無疑是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第一扇面向西方和現代開放的門戶，然而，種種先天不足和後天失調卻終究使得上海文化被煮成了一鍋“夾生飯”，身處傳統與現代、農耕文明與工商文明的糾結交鋒之中左右為難、進退尷尬。
多年以來，上海就像一個被一群滿懷敵意的“鄉村”及“衙門”包圍着的“半吊子城市”。我所說的“先天不足”，主要源於上海的所謂“先進文化”是外來者強加於中國的；而“後天失調”，則是指上海這座“城市”自1949年以後的文化自我封閉。
不管上海在中國追尋“現代轉身”的漫長曆程中領先了多少步，有多麼充分的理由用“咖啡文化”嘲笑“大蒜文化”，有一點是肯定的，這個年輕的城市如同這個古老的國家一樣，遠沒有最終完成這一曲折艱辛的轉型。
陳季冰是上海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