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在上谕中明确规定，所办团练壮丁只能保卫地方，“不得远行征调”，这意味着清廷不愿看到基层社会出现高度军事化局面，换句话说，仍将剿灭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于经制军队——绿营与八旗身上。然而事态发展却与咸丰帝的初衷大相径庭。一方面，清朝军队不堪一击；另一方面，团练势力极度膨胀。如山东团练多次出现“强梁抗官”之事。齐河团总郭少棠“焚掠三河团村寨二十余处”；惠民练首王玖“一月六围郡城，官吏不得踰城阕”。练总练首以办团为由，公开抗税：“民间籍口办团，抗粮聚众，殴官围城”，团总、团长则“按亩摊钱，制械储粮，团费倍蓰正赋”。地方绅士纷纷“假团以济其欲”，“籍以渔利禁贿，武断乡闾”，甚至出现“武生、文童、职监、以及胥吏、钳徒、下贱自跻于绅，挟众以号令一邑，肆其贪暴而生杀由之，官与绅皆无如之何” 的状况。
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团练凌驾于官府之上，或取而代之现象。刘德培本为山东淄川县革职生员，因率众闹槽被官方通缉，藏匿于临淄李金鳌私团内。刘德培借“郡邑办民团”之机自立为团长，“以催赔捻抢永和当货为词，集穷民淄川城外”，城内永庆、永和等商铺决定偿还。知县麟盛判定先赔偿三成，刘德培当场要求抽取一成做为团费，众人敢怒不敢言。率团驻扎城中般阳书院，“比户勒捐”，俨然成为一县之主。知县麟盛无奈，只好乞病辞职。其后新县令李凤韶就任，绅民吏胥多数已逃亡，凤韶又另募新勇百余人。然城中多为刘德培耳目，“官廨动息辄知”。县令李凤韶只好与城汛千总李鸿图三至刘处，“晓以厉害顺逆”，这才使“德培引众出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