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天300万人的性命代价

在书中，Bjrkdahl 和 Carlsen先以流行病学家 Jonathan Quick 的著作 The End of Epidemics 入题。

按照当年的西班牙流感的发展路径，Quick 警告我们，新的疫症可以在短短 200 天内，横扫各个大城市，夺去超过 300 万人性命。只要人类没有时时刻刻准备着，这种规模的疫症，对人类社会的创伤（不仅仅是生命的代价），可以远超于恐怖主义或者任何形式的区域战争。

2009 年 H1N1 流感，则是被Bjrkdahl 和 Carlsen 引用作为一个有力的反例。当时的病毒特征与 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相近，令专家们大为紧张，生怕病毒会快速变种扩散；因此，及时采取了防疫措施。即便如此，2009 年的 H1N1 流感依然夺去逾 20 万人性命。（虽然低于29-65万的预计数字，但依然令人忧伤的“坏消息”。）

重点在于人类如何面对不确定性

Bjrkdahl 和 Carlsen 重点指出了医学的不确定性（Medical Uncertainty）：流行病学只能提出可能性，即一种新型病毒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但这是统计学上的概率；同时，相应的治疗方法是否有效，在危急时刻也不可避免边使用边验证；而还可能存在超越流行病学的现有知识框架的可能性。

人类固然要依赖流行病学的知识去应对疫症，但医学的不确定性（Medical Uncertainty）， 是一个科学方法不能填补的情感和精神领域。人们只能投射不同情感，譬如希望、恐惧、期望和质疑。故此，疫症不单纯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人类如何演绎和处理不确定性的问题：这就与不同地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有关。

新疫症下的新政治

对比起 1918 年，Bjrkdahl 和 Carlsen认为，人类的医学水平和公共卫生管理都成熟得多，尤其是疫苗质素和疫苗接种计划的普及度都大大提升。理论上，重演当年西班牙大流感惨况的机会不大（即人类出现超过50万以上的死亡情况属于小概率事件）。

可是，一个疫症之所以会大爆发，除了因为病毒是新品种，也因为我们的社会日新月异；因此我们不只要面对新病毒，也包括一个新社会。

奥斯陆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 Antoine de Bengy Puyvallée 和 Sonja Kittelsen 就提到，全球化之下，各地民众交往频繁，疾病再无国界。任何疫症一旦爆发，基于全球化的运输系统，扩散速度必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各国也建立了完善的全球防疫体系和多个跨国合作平台。

然而，从伊波拉病毒的例子看到，不同国家的防疫能力差异很大，这不单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防疫体系出现了漏洞，都不可避免对于全球防疫体系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尤其在紧急情况下很可能会加剧国际关系的紧张。

除了国际关系层面。蒙纳殊大学社会学家 Mark Davis 教授就从政治传播学（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角度，分析防疫措施。从 2009 年 H1N1 流感的例子中看到，政府要有效传播防疫信息，除了要发出适切警告，另外一个重点在于“让市民放心”。但这点不完全是传播渠道、资源和策略的挑战，核心在于：建立大众对科学权威的信心。否则，市民的不信任，不仅仅会自寻防疫方法，进一步破坏防疫工程；同时更可能影响到社区协调，冲击到市民和政府的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