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也并非一朝形成，有个积累的过程，唐代自立国开始就实行的是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为民制产，使得民生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获得发展，国民经济才有了积累，人口增长迅速，并形成了完善的户籍计账体系，为租庸调的实行又加强了数据基础。经贞观，开元，一路发展，才达到盛世顶峰。
但另一方面，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失去土地而逃亡，虽然人口在盛世增长了，但是租庸调制的人口基础却在逐渐丧失，户籍计账体系的数据也逐渐马虎失实（这个在长安十二时辰中通过徐宾讲纸也有指出），等到安史之乱中唐以后，租庸调的基础完全丧失，就只好进行改革以应对，这就是后来的两税法。
军事上，唐初是府兵制，但是随着玄宗不断地对外扩张，边境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及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府兵制所赖以维系的土地基础丧失，府兵制崩坏，玄宗不得不在李林甫为相期间废府兵，改募兵，募兵制也大幅增加了财政负担。另外，李唐是府兵起家的，一旦废府兵，李唐传统上所依赖的关陇军事贵族对于军事资源的掌握力开始下降，边事压力大，给了新兴的外胡军事将领外包的机会，加上募兵制容易形成军事力量对将领的依附关系，玄宗晚期嬉政，军事外包严重，大设节度使，藩镇割据开始形成，中央对于军事资源失控，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而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又不得不进一步对于地方军事放权，平乱之后，藩镇割据加剧，尾大不掉，最终成了亡唐根本。
总体来讲，土地兼并是中国历朝周期性几乎绕不开的话题，历朝的衰败灭亡也大多在此基础上发展到财政崩溃，军事失控，中央集权被分散直至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