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9日下午3点整，到达XA区看守所，登记进门，到达接待大厅，尚无人上班。给W所发个短信，告知他我到了，请尽快安排会见。见窗口接待人员到了，就把手续交过去，告诉他已与W所联系过了，请他再向W所汇报。之后，见接待人员出去打电话，应该是汇报去了。知道程序繁琐，就耐心坐在椅子上，犯困，打磕睡。3点半许，S警官来大厅，热情打招呼，颇客气，丝毫看不出因为Z大律师的事而记仇。他说，W所让他来安排会见，稍等片刻。不一会，W也走进接待大厅，面色红润，似乎喝了点酒。来了一阵寒暄，然后要拉我上二楼会议室。我心中有点嘀咕，莫不是又要说与Z大律师的过节？
上楼，大会议室正在搞什么学习教育，打开隔壁副所长会议室，坐下开聊。我上来就问：L某最近情绪怎么样？老W说，二审宣判后情绪激动了两天，后来就好了，现在比较想得开。然后他说到，会见时，L某可能谈到的问题，说他可能谈到后事，尽量积极引导他，现在不要谈。另外，对于案件复核，仍然让他抱有希望。我说明知没希望，再这么说，岂不是骗他？他也没回应。还说他会问起家里的情况，就说一切都好。我说，家里情况确实都还好，他母亲身体也很好，这倒不是骗他。总之，我明白了，作为看守所，当然希望报喜不报忧，让L某保持个好情绪，以免情绪波动，加大监管负担。这一点，倒是与我的想法一致，其家人的心愿，不就是想让他在里面也好好活着吗！
谈妥，下来安排会见。W说仍然老规矩，不允许带包、电脑和手机；我说按老规矩，老W你得给我包烟和打火机。进了专用的3号律师会见室，不一会就听到镣拷拖地“哗啦哗啦”的声音，由远及近。L某进来，坐下，点支烟，仍然有两民警在场，坐在门口处，我也没计较。谈话开始，我先问：老L，最近身体怎么样？家里人很担心你，让我来看看你。他的表情显然比我之前想象得轻松，脸色也不错。告诉我，情况很好，早就想开了，看透了生死，白天打牌，晚上睡觉。我说那就好，家里人听到这信息，心里会好受一些。
谈到死刑，他虽然仍有些激动，但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激愤。他说二审判决书他根本没去看，不想看，结果是他预料之中的。但以这样的证据就定他死罪，他仍然不服，这是对中国法治的破坏。如果这样子也可以，那么，任何一个中国人一觉醒来，都可能变成死刑犯。他说，以这种破坏法治的方式打黑，希望他是最后一案，如果这样，他也死得其所，算是为中国法治做了铺路石。他甚至要求我带话给Z大律师，向他解释一下，他曾说过Z律师人微言轻，但并无不敬之意。这种结果，你们律师都尽力了。希望Z律师不要因为他的案件，而对中国法治失去信心，法律人还是要积极努力，推进法治进步，这才是中国的未来。
然后他说，有几件事请律师帮他去做。说到此时，他动了感情，眼睛里有泪光。他说，一是请M律师，无论是以我的律师的身份，或者我的孩子们叔叔的身份，在我的孩子长大后，适当的时候，把案件的真相告诉他们，他们的爸爸不是杀人犯，不是黑社会。原来我说过，我不要求我的孩子为我报仇，现在我再说再补充一句，也不要申冤。让他们走得远走高飞，长大成人，快乐地生活，不要因为我的事受到影响。有机会的话，去见见某某等人，告诉他们，请他们给我的孩子以帮助，帮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长大成人，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第二，转告我的那些红颜知己，她们还年轻，不要因为我受到影响，她们应该过自己的生活，让她们该嫁人嫁人，我在天上也会祝福她们。也告诉她们放心，L某不是个窝囊的人，我会有尊严地坦然面对死亡。
第三，我自己有个遗愿，就是在我死后，捐赠我的所有器官，为社会做最后一点贡献。
话说到此，他已满眼泪水。我赶紧安慰他，说这些时间还太早，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还是要去争取最后的机会，他说，谢谢律师，谢谢你们的工作，但他自己早已经知道结果。他又问我，死刑复核期限大概会有多长，我说：一般3——6个月，有的会更长，几年的都有。他说，我这个案件不会太长，会很快的。
聊着聊着，时近5时许，会见临近结束。我说我会抽时间再来看你，陪你聊聊天。他说：你们都很忙，不必多来，该说的话我今天也差不多都说了。然后，我把会见笔录拿给他，让他在每页上签字。签完，告别的时刻到了，我说：你自己保重，我会再来。他站立起来，转身将走时，又走近栏杆，主动伸出手，说：M律师，来，握握手。
然后，随着一声声“哗啦哗啦”的镣拷拖地的声音，他走进去了。我才刷卡开门，取寄存箱内的物品，去窗口拿了律师证和委托书，走出看守所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