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眼睛的希望——解海龙希望工程摄影纪实〉连载1

  • r
    rinlord
    希望工程现在到底咋样了
  • w
    wsbjzy
    羊丈小学是个冰窟窿,没窗,没灯,没桌,没凳,娃娃们每天顶着凳子上学,村长“叭”地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我没本事,白活人哩!”



    去赤泥洼乡的路上,下起了雨夹雪,风中的雨雪就像蘸了水的皮鞭,抽打在人身上。冷风嗖嗖,拼命地吸吮着人的体温。解海龙后悔这时候出门了。天是灰的,雪是灰的,一条在山坡上弯曲的小路也是灰的,包括他脸上蒙着的那层寒意也是灰的。

    一辆自行车歪歪扭扭地从身边骑过。解海龙实在是冻得有点顶不住了,冲着骑车人的背影喊:“老乡,这附近有村子吗?”

    自行车扭了两下,晃晃悠悠地想停住,结果骑车人还是“哎哎”地摔了下来。难怪,这沟沟坎坎的哪有路呀。

    一个20多岁的乡邮员。

    羽绒服、棉裤、大头鞋,全副武装的解海龙都冻透了,而这个愣头小伙的头上却滋啦啦冒着热气。

    “有路吗?还这样骑?”解海龙问

    “骑多了,不就有路了。”那愣头青抹抹挂在小胡子上的清鼻涕。

    嗬!不简单,受过墨水儿的熏陶。

    “下这么大的雪,还送报呀?”

    “嗯,不能断,北京的报纸到我们这儿得四天,下雪一耽误就一礼拜。”

    “每天得跑多少路呀?”

    “不多,也就100多里。”

    把解海龙吓得一哆嗦。

    大雪覆盖着赤裸的山峁,满目的苍凉中只有两个踟蹰的小黑点。

    上了一个山包,小伙子说:“不行,我得走了。李大娘肯定在村口等着呢,她算好啦,今儿是她儿子来信的日子,我再磨,就把她老人家冻坏了。”憨厚的小伙子不好意思地与解海龙告别。一撇脚还是那样晃晃悠悠吱吱呀呀地骑车下山了。

    解海龙深一脚浅一脚地又走了一个小时,周围不仅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间屋、一堵墙甚至一面坡供他躲避风雪。他一边恶狠狠地诅咒着鬼天气,一边不停地频频张望,真不知道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突然远处一片黑点,像蚂蚁一样,洒在雪地上挺显眼。走近了一看,是半村人。大多统着袖子,面露寒意。打头的问:“您是北京来的吗?”

    解海龙点点头,上牙直嗑下牙,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

    “哎呀,受苦了,受苦了!”几个汉子不由分说把解海龙连拉带拽来到了村办公室,上炕,脱鞋,就开始热酒,赶紧让解海龙呷上一口。一大口热酒下肚,他才觉得寒气慢慢地排了出来。

    会说话了,解海龙问起缘由,“怎么知道我来呀?”村长一笑:“送信的娃子来过了,说你是为孩子们来的。把俺村里的婆姨们都吓坏了,这么冷的天,人家大地方人那么金贵的身子,这不是要出人命么!”

    等到四肢终于完全伸展开时,解海龙总算是把最后那口寒气吐出来了。此时,屁股底下的热炕开始燎人。

    正在他享受热炕头的舒坦时,村长叫来几个娃娃,耳语了一气。不一会娃娃们端着两大盆子鸡蛋来了,那是全村40户人家一家一个收来的。孩子们开始一个一个地打碎鸡蛋。

    “不行,不行!”解海龙跳到地下,抓住他们的手。

    村长把解海龙挡住:“山里人,没甚好吃食,炒几个鸡蛋,将就着下酒哩!”

    40个鸡蛋炒了冒尖的一大盆热腾腾地上了桌。掉了瓷的白瓷缸装了快一斤的老白酒,一圈人围坐,喝一口,夹一块鸡蛋,缸子就传给了下一个人。村长面红耳赤、两眼通红地举起大缸子说:“从没有这么远的客来俺们这儿,更不要说为俺们的娃娃们来的,就冲这也得请你喝口酒。”说罢“咕咚”一声。校长“咕咚”一声,会计也“咕咚” 一声,解海龙义无反顾地“咕咚”了好几声,直到脖硬腿软。

    喝到八成,村长突然“啪”地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

    “我没本事啊,娃儿们的教室连块玻璃都没有,我只能用纸盒子给他们钉上,我白活人哩!”泪花在眼眶里直打转,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解海龙一把拽住村长的手。

    这一晚上,解海龙好像一辈子也没喝过这么多的酒、吃过这么多的鸡蛋,那天县领导招待他的羊肉的味道早忘了,而这鸡蛋的香味,像是要跟他一辈子似的,走到哪儿都能想起。

    早晨起来转转,解海龙发现这村子不小,但窑极不规律,没有两家是并排掏的,由下往上,一家比一家高,村里没有一条端端正正的街,也没有一条平平坦坦的路,都是之字形扭着,从这家到那家,斜着朝上,或斜着往下。







    村上最高的坡上有一个小庙,庙后一棵弯腰的古柏,全村惟一的石碾子在庙后,如果不是雪天,断不了有人去碾谷子、玉米什么的。小庙门走风漏气地掉成斜面,跟门框差了一寸。屋里暗极了,四堵墙壁,中间空荡荡的,惟一的一张桌子立在讲台上,衣角一蹭或一阵风刮来便摇摇欲坠,原来只有三条腿。屋里好像比外面更冷,像是个冰窖,被寒气封住了,阴森森的。庙门上挂了一个手写的木牌“羊丈小学”。

    一阵响,解海龙回头一看,认出是昨晚喝酒的老师正在扫雪,便问孩子们多会上学?那老师仰脖儿看看天上淡淡的太阳,讷讷地说:“快了。这儿上学不比城里按时辰,来得早了,娃儿们冻得受不了。”

    没等多久,雪地里有了人声,三三两两的孩子,都拿着什么东西,走近看,是桌凳。有的顶在脑门上,两手揣在袖子里,误不了东张西望;有的光手拿着,那手就冻得和红萝卜一样,不时要伸进衣服暖暖;有的扛在肩上,一手拿块饼在嘴里咬,一口一个月牙,两口一个山字。庙前的土坡冻得已经发亮,像块玻璃板。老师就站在上坡拐角那儿,见一个孩子上来了就拽一把,死死攥住他们的胳膊,一丝不敢放松。上来的调皮蛋有的趁老师不注意,把凳子反着放到坡上“滑楼梯”,大呼小叫地“滋溜”一声又滑下去,跟头把式地滚到底,凳子也跌得没影了。老师就开始“狗蛋、臭小”地嚷着他们的名字,然后气鼓鼓地下去,拧住他们的耳朵又把他们提上来。

    上课了,一切回归平静。教室里的凳子大大小小新新旧旧高高低低,孩子们打开他们的书包——方方整整、严严实实的小包袱皮,在腿上摆上石板,拿起书本,扛着凳子来上学的“小儿郎”们扯着嗓门用山西土话朗读课文:“俺们可爱的校园,美丽整洁的楼房,平坦宽阔的操场……”



    解海龙被“骗”到大山里,“骗子”是个老师,全校师生只有四个,在磨盘上上课



    去下一个乡,解海龙搭了车。雪不下了,风却很大,在车里来回蹿,人们都缩成一团,脚冻麻了就咚咚咚地跺几下。车到神峪沟乡歇脚,不少人下来活动活动手脚。

    村口前,有一排窑洞坐北朝南,三两个头上包着手巾的小孩站在门口,端着比头还大的碗,怯怯地看。

    土路上走来个人,四十多岁的光景,干瘦干瘦的,显得鼻子特别大。解海龙问:“老乡,附近有学校吗?”那人愣愣地打量着解海龙,说:“有,跟我走吧!”出了村口,解海龙又问:“有多远?”

    “不远,一袋烟的工夫。抽烟吗?”那人说。

    俩人背着风,对着火,各点了一根烟,然后过河滩,上坡,就直往一条沟里钻去。

    雪还没有化呢,路实在不好走,净是在石头窝里拐来拐去,后来就爬山,解海龙时不时就被路上的石头磕绊了脚。那人就停下来,将解海龙拽住,替他揉揉,叮咛道,走山路不比在城里的街道上,脚一定要抬高。

    “这都是习惯,俺们进城,平平的路,脚还抬得老高,城里的人一看那走势就知道是‘山汉’进城哩。”

    “还有多远?”

    “再一根烟吧!”

    又点了一根烟。翻上一个大山岭,拐一个弯,再拐一个弯,一个弯与一个弯的垂直距离只有十来米,弯路却至少要二里地。那老乡已经把解海龙的全部器材转移到自己身上,不断地跑前跑后,推拉抻拽,递烟点火。记不清点了几根烟,好不容易上了山顶,方圆几十里一个岭接着一个岭如大海的波涛,无穷无尽。

    “该下山哩。”那老乡踏上一条羊肠小路,出溜出溜地下山了。

    “这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呀?”解海龙心里犯了嘀咕。

    “我说老乡,你这一袋烟的功夫怎么这么长呀,学校在哪儿?”

    “快了!”

    解海龙不太高兴地问:“到底还有多远?”

    那人不吱声,还走。

    解海龙的心突然提到了嗓子眼:“我为什么要相信这样一个陌生人?这荒郊野外哪有学校?”他心里有点打鼓了,真怕这条路把他引向“狼窝”,可心里另一个声音在说话:“他为什么要骗我?他骗我又干什么呢?”

    终于,那老乡一指坡下说,“到了。”远处背风的洼地里,三五成群的窑洞,东一块西一块的,不细看认不出来。半坡上有一块空地,中间有一个磨盘。

    那老乡走到磨盘跟前,突然挺直了身子,梗着脖子,朝着坡底“菊娃,栓柱”地喊了一气。对面“噢噢噢”地回了几声。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三个小脑袋慢慢地从坡底冒到坡上,到了磨盘跟前乱七八糟地爬上去,书本摊下“一世界”。 那老乡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开始给娃们上课。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解海龙有点目瞪口呆:

    “等等,你是老师?”

    “是啊。”

    “就在这儿上课?”

    “嗯,这就是俺们全校师生。”老乡指了指磨盘边的三个学生说。

    “学校呢?”

    “废了。”那老师带着解海龙走到磨盘旁边,沿着一堵石崖边上看过去,有一些断壁残垣,散落着一些土坯、碎石、砖块。一只野兔逾墙而过,萧瑟中平添了一股凄凉的感觉。

    回到磨盘那儿,几个娃子在嬉戏打闹,磨盘因有了孩子们经常的磨蹭,显得越发光亮。

    老师拉下脸,训道:“不学好哇,再不学好,你村里连个识文断字的人都没有。”

    说罢,给一年级的小女娃教了两个字,又检查三年级男娃的作业,发现作文没写,重重地往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又看算术,他的手又伸过来,那男娃以为老师又要打他,吓得眼睛直眨巴,可老师没有,却将他的鼻涕那么一擦,骂了句“赖小子”。

    “你不是这村的?”解海龙问。

    那老师咧嘴笑笑,“神峪沟乡,刚才咱走过的。”

    “可到这儿要十几里地呢。”

    “可不,早晨天一亮就得赶紧起来往地里跑,拾掇庄稼。然后上山,来这儿教书,捡一天里最暖和的时候,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上完课往回走,顺便到山上砍些柴,背下山去,赶个六七点钟,回到家。”

    “这村就三个娃,天天就这么跑啊?”

    “值当的,这村巴掌大,没有识字的。要不到这里来教书,这个村子里以后连个记账、写信的人都没有了。”

    解海龙无言。他仔细看着眼前这个汉子,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头戴一顶显小了的“干部帽”,一双“懒汉鞋”,和农民无异。不同的是,一枝老式钢笔插在口袋里,标志着他是一个读书的文化人,低微中透着崇高,平凡里显着伟大。

    解海龙庆幸自己没有信错人,也为自己那一时的犹豫而惭愧。

    告别时,解海龙伸出手,那人脸腾地红了,碰了一下手又缩了回去,不好意思地说:“咱农民不太兴这个。”解海龙走了,走出好久回过头,那老师还站在那里,看见解海龙回头,手又一次在头顶上摇起来。

    老师叫段计存,磨盘小学的真名叫“落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