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曹德旺提出，现在企业最大负担是增值税。那么，除了增值税之外，还有哪些税负比较重？税负不合理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炜光：眼下税负不合理主要反映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所得税比较重，所得税还存在下调空间。企业家反映所得税重，是我们在调研之前所没想到的，因为所得税是非常小的一个税种，但显然这类“不起眼”的税在征收过程中给企业家带来了较大的困扰。所得税涉及企业留利多少的问题，不是说企业留利多就都拿去消费了，企业家会有自己的打算，未来的投资创业、技术创新，都需要给企业家留下充足的资金。所以，我们主张所得税也应该减轻。
二是，劳务税比较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劳务税，劳务税说白了就是“五险一金”。现在，在会计记账上，我们是将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的。但其实，五险一金是企业的一个税费，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国外，“五险一金”始终被算作税，只要是企业主为员工缴纳的保险，这都属于劳务税。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中国也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
世界银行每年会公布一个“世界发展指数”，其中有一个总税率的概念。所谓“总税率”，指的是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总税率的第二项就是“劳务税”。2016年的总税率已经发布了，中国的总税率又回到了68%的高位。其中，48.8%是劳务税，而2016年劳务税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你说我们的劳务税高不高。目前，这个劳务税是企业主非常受困扰的一个方面。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足额缴纳，这要是足额缴纳，企业更受不了。我们主张，五险一金还是要减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职工的福利要受到损失。对此，政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或者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从这些方面来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
此外，所有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也都应下调。现在，只要跟房地产相关的税费其实都很重，这都构成了企业的成本。此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其他税费，也不少。
我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还有一个负担是营改增之后，流转税这块。现在，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我调研的结果却不是这样。按照道理来说，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一旦转嫁不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