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p.weixin.qq.com/s/4yr3oGQBkW139jBJVwxbFQ花总：我们也欢迎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一起参与讨论，我们现在接进来一个观众。
观众：花总你好，梁老师好。首先我是一个农村人，我有一个疑问想请教梁老师，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合适不合适，这个问题可能跟本书没有关系，但也是我的一个疑惑。现在我有一种感觉，比如我在农村，有很多邻居十七八岁或者十九岁就已经结婚了，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到微博上去讨论，可能所有人都会义愤填膺地说这是不符合法律的，没有到结婚的法定年纪，但是你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到农村去讨论，没有人会感觉有问题。我的疑问是，所有在网上讨论的这些人没有农村人吗？或者他身边没有这种现象吗？还是农村道德或者法律观念比较低？
梁鸿：你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写《出梁庄记》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事实。我其中有一章写到男孩子回家相亲，15天完成了从两方相亲到订婚、到结婚、到出门打工的全过程，非常黑色幽默，但这就是现实。
我写梁庄的意义就在这里，告诉大家不要单单从一个层面谴责一个事情，你要看到内部的复杂。比如婚姻问题，现代性如此发达，每个人都有手机，都看到什么是自由恋爱，什么是自由生活，但现在反而农村真的是“杂婚”，在极短的时间里压缩了恋爱、订婚、结婚的过程，难道他们不知道感情吗？那些小伙子出门打工都有手机，看到各种各样城市故事，他们非常清楚的。
但是，那不是他们的现实，真正的现实就是，他出门打工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还得依赖农村这样一个大的（婚姻）市场，在春节里完成这样一个人生大事，非常仓促。为什么早婚？这跟出门的不安全感有关，尤其女孩子，我回家听他们讲，比如要出门打工之前赶紧先找对象，两个人一块出门打工，因为害怕万一这个女孩子出去遇到不好的人，万一这个孩子嫁到外地回不来，跟老公吵架都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单一地去谴责他们愚昧，这是极不公平的。我为什么连续写了三本书？写了几十万字？也是想告诉大家在一个真正的生活场域，你只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生活场域内部才能有相对准确的理解，才能不把这种问题符号化，也不会简单地说他们愚昧、落后等等，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这个小伙子的问题非常好，你有很独特的观察力，特别好。
花总：梁老师，我抬一个小杠，您这本书腰封上有这么一句话“在家暴、偏见、歧视、流言与父权体系下挣扎的农村女性”，生活在农村的这些女性所遭遇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找到某种合理性来为遇到的这些问题辩护？
梁鸿：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为什么这本书里又写到女性问题？其实这也是我前两本书没有触及到的问题，一个村庄内部真的是有无穷无尽可以书写的东西。回到你这个话题上，你可不可以找到一种理由？这里面是有质的差别，家暴不单单是道德事件，还是一个法律事件。刚才我们说19岁结婚，当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是似是而非的法律问题。在中国广大的社会内部，它不涉及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伤害，也不涉及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巨大的歧视所带来的常年的压抑。所以这是两个话题，是不一样的。
女性问题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的文明话语内部的一个痼疾，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整个文明结构的问题，它不单单是乡村存在的问题，城市是一样的，甚至城市更加隐蔽。乡村可能因为沉默而不被知道，城市是一种隐蔽的文明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层面的话题。
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说他妈妈在家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儿，真的是特别好。如果你到梁庄会看到几乎每家门口都有月季花、大荔花、凤仙花，我觉得哪怕是被我们符号化的农民，你回到乡村看一看，每个人都有特别细腻的表达。我小时候就因为种花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发生矛盾，到现在我俩都不说话，特别有意思（笑）。
回到刚才的话题上，乡村确实不是一个纯朴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净土，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不要去想象这种生活。
观众：我今天听梁老师说了很多农村问题，也想说一下我小时候在农村遇到的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我上小学之前在农村生活，农村有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玩伴，其中有两个玩伴，她们的妈妈在我们五六岁的时候陆续自杀了，这个事情在我小时候挺难接受的，因为现在长大会觉得她们那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可能是农村的婆媳问题。梁老师在写调查的时候也会知道，农村已婚妇女生完小孩以后遇到很多问题，压力可能没有办法排解，尤其很多男的也不会想着帮老婆分解压力。那两个玩伴的妈妈自杀以后，她们可能没有读完中学就结婚了。
梁鸿：其实这个话题特别沉重，我在《梁庄十年》专门花一整章写“丢失的女儿”，就写梁庄女孩子们的故事，她们的境遇，她们所遭遇的种种来自于家庭的、丈夫的、社会舆论的等等声音。你刚才说你童年的伙伴的妈妈自杀，农村女性自杀在中国农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普遍到几乎击不起波澜，想想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在调查梁庄女性生存境遇时为什么叫“丢失的女儿”？实际上女性很难拥有主体性，农村的女性是小时候在这个村庄生活，然后嫁到另外一个村庄，当她嫁到另外一个村庄的时候她就是嫂子、婶子，有了孩子之后就是奶奶，她们二十岁之前的少女身份已经没有了，或者最起码是不被重视的，在《梁庄十年》花了很大一章来写，因为女性在社会上是一个流动的状态，并非拥有固定主体性的状态。
另外一个层面，女性在婆家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根基的，当你有委屈的时候，再加上男权社会的一些东西，你不能像男人一样。我写《梁庄十年》的时候也遇到很大的问题，我突然意识到前两本书里面，当我提到女性的时候也是婶子、二嫂，没有提到这些女性的名字，我自己也觉得特别震惊，因为我还算是一个有足够女性意识的作者，博士论文也曾经写女性主义，但我居然也使用了日常的话语，用嫂子、婶子来代替她们的称呼。这就意味着她们是没有根基的，我说到我的堂哥们都是用名字，但说到嫂子就直接是嫂子，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所以这就决定女性本身在乡村社会里面是次一等的存在，连我们这些所谓的有知识的人都忽略了她们这个状态。
所以我在找我自己童年伙伴的时候发现，她们都流失了，找不到她们生活的影子。后来我在北京，有几个梁庄的女孩子，当年是村庄里特别美的女孩子，我们在北京，在我家聊天，聊到她们的种种遭遇，真的是非常震惊。当然这里理论探讨太多了，我只是想说，实际上在生活内部的裂缝是非常非常大的，你作为一个女孩子能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是既不幸也非常幸运的事情，不幸在于它就是我们的现实，幸运在于你有意识了，可能就会避免很多东西。
观众：梁老师，我是安徽北部的，离河南比较近，我们那边重男轻女蛮严重的。我是85后，我那一辈家里很多都是超生的，就为了生男孩。所以很多女孩在中学没有上完就被父母安排[去打工]，也可能是她们自己不太想上学，因为乡镇中学的学习氛围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很多人被家里安排去打工，打工挣的钱没有办法自己存下来，而要定期寄回家，这些钱是给弟弟结婚盖房子用的。
梁鸿：是这样的，在河南也一样，在梁庄也一样。
花总：知乎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姐姐[是否应该]替父母帮家里的弟弟买房，一个是城市男生问到底应不应该跟一个来自农村的女朋友谈婚论嫁。底下很多人说你可千万别，因为她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弟弟，她很有可能变成“扶弟魔”。这似乎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一个是你作为姐姐，再一个是将来你的先生、你的家庭可能会被带到这个坑里，这个所谓的坑就像刚才讲的，这算不算替父母去反哺家庭？
观众：抚养男孩长大的责任本来是父母的，父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就把这个事情硬压到女儿的身上。我们家不存在这个现象，我爸妈做生意，我出来工作没有往家里拿过钱。我妈说他们那些女儿比较有能力，但是父母没有能力，所以她们帮父母分担压力。我说不是，她们现在都已经超负荷，她们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经营自己的幸福，很多跟我同龄的人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
梁鸿：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复杂，刚才花总提到，知乎上的男孩子说千万别找农村的女孩子，因为家里可能都有一个弟弟。反过来我们再想想，比如我家，我们姊妹六个是我大姐非常沉重的负担。但因为我大姐的无私，使得我们一个个都[从梁庄]走出来，过着还不错的生活。在我大姐夫看来，我们都是沉重的负担。但从一个生命来说，我姐姐的付出又是值得的，因为确实我们一个个都过上不错的生活，也都很健康，也都有基本的学识，各自成家立业。我母亲生病，我父亲一个农民，他靠一己之力，真的非常非常难以承担起来。如果我大姐不管也可以，因为她可以不要这个责任，你无非骂两句，但我还是我自己，我可以不管。但事情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说法这么多，它当然是一个实际的社会现象，比如说确实有些家长不负责任，把这个责任完全推到小女孩身上，就像前两天我们看到杭州那个自杀的女孩子，看完之后也特别生气。但是一定要知道这并不是全部，如果你一味说我好不容易出来，你凭什么让我供弟弟或者供家庭，这样说太“一刀切”了。我们知道还有“凤凰男”之说，说城市姑娘千万别找农村出来的男孩子。父母一定把自己藏起来吗？把你切割开来，我永远不找你，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状况吗？这也恰恰说明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真的需要相互帮扶。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不是说重男轻女的话题。我是觉得当我们有这样言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也是社会分裂的一个非常大的标志，城市和农村之间相互的污名化、相互的妖魔化。这种妖魔化、污名化就是非常简单的认知，包括电视剧，比如早年的《婚姻时代》《双面胶》，里面强调一个女孩子多么艰难，她爸爸妈妈不断围剿她，我觉得这些都太简单化了，或者说太符号化，完全符号化理解农村，理解农村的人的存在。有多少父母真的是打死也不愿意干扰自己的孩子？那也是特别多的，只要孩子过得好，我怎么都不愿意打扰孩子。这是很复杂的社会现象，但不管怎么样，今天这种状况出来了，说明有很多社会问题。
刚才这个女孩子说到重男轻女，这在中国农村不单单是经济问题，实际上还是文化习俗的问题。千百年来在中国农村或者城市，有几个女孩子和她弟弟一起平分父母的财产？有吗？几乎没有。城市也是一样的，这位观众说你家比较有钱，你父母真的打算把他的财产一分为二给你们俩吗？很难吧？
观众：没有，我爸妈已经在合肥首付给我弟弟买一套房子。
梁鸿：对，但我们心里面也默认这样一种东西。这是跟文化习俗也有关系的，这个东西都有一个限度，有一个道德的界限，它可能跟法律没有关系，跟道德界限有关系，跟你的承受能力、父母的做法也有关系。一定不要一概而论。刚才花总说到知乎上那个话题的时候，我是觉得这种言论太过危险，它真的使我们这个社会严重撕裂，使乡村和城市各自变成符号化的、壁垒一般的存在。
花总：这本书腰封上还有一句话，“回不去的故乡，难以融入的城市。”梁老师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很美好的东西其实回不去？
梁鸿：当然是的，在任何一个年龄都会有回不去的东西。当然就具体的乡村而言，不管是意象也罢，还是少年的回忆也罢，可能的确有很多美好的存在。在我们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动特别快的时代，可能大部分东西都回不去了，哪怕是城市的一条街道你也回不去了，因为那个街道可能也被拓宽变成一个新的楼房。
所以这种丧失、这种失去，可能是全民所有的失去，不单单是乡村。一个人拥有故乡、拥有一个固定的、少年时代的地方，它的确是非常值得让你回忆的，因为它是你的底色，是你非常稳定的、温馨的底色，但是当这个东西消失的时候，你会有巨大的失去感，一种失落感，乡村就代表着这样一种东西。
我刚才看读者留言，我发现大家关于女孩子不平等有特别大的争论，我稍微说一两句。我刚才说的那些辨析并不是说在乡村这样一种不公平就不是不公平，从本质而言，它当然是不公平。但是当我们在谴责这种不公平的时候，也要看到一种实在的生活状况，比如在乡村，很多人预设儿子是养老的，不管怎么样，在乡村它还是非常巨大的心理基础——我的儿子跟我的姓，我的财产要给我的儿子。这种习俗性的东西很难一下子完全谴责，它有常年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们要知道它是不公平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思考它为什么有这种不公平，我们怎么样理解这种不公平，这样才是一种思辨，是相对理性的声音，而非简单的谴责或者愤怒。
标题这么短 文章这么长……就不怕被重拳出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