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多禁忌都是单独指向某一作品，假如说过的禁忌适用于所有作品的话，那么也只能剩下样板戏了。
不能篡改历史，那么三国演义是不能播了，三国志才是历史，三国演义里历史成了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被禁。
西游记不能播，神神鬼鬼的，动物哪能成精，吃人肉什么的更是离谱。
红楼梦，不能小三上位不能同性恋，随便找找一堆犯规的。
水浒，这个不用说了，直接书都要烧掉。

简单，套个抗日的皮，多点伟光正描写

毛有过文章吧
每年好像还纪念？

郭德纲（德云社的那个）就是未来。
三俗你爹屎尿屁。

手撕鬼子，清朝大辫子，光头强

样板戏的艺术水平还是不错的，你看现在出的都是什么玩意？

你想靠作品赚钱才受那些限制，当然啦赚钱的文艺也是文艺，没有贬低的意思。
同时别忘了还有不赚钱的文艺，被动传播，谁奈你何，请去喝茶也就是一杯茶的功夫。

按历史轨迹，一朝一代在最初百年内都是控制力最强的，所以就不要多想了，这才多少年

最好就是不要搞文艺创作。
样板戏不算文艺创作，算是文艺任务吧。
所以最好就不要去接触国内的任何文娱。

看过霸王别姬就知道在这个国家搞文艺是什么下场

“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预先给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这么做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

这里提出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 、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这样一种 “三分法 ” ，用意并不在于指证每一部当代小说的类型归属 ，进而编制小说的类型目录 ，而是借助 “分类编组 ”来归纳其主导因素 ，以利于考察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整体变迁 。就此而言 ，中国当代小说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时段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是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占压倒性优势的阶段 ；一九七七至一九九一年是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失去压倒性优势 ，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开始兴起的阶段 ；一九九二年至今是国族伦理的宏大叙事的影响趋于潜隐 ，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获得合法性而又内蕴危机 ，消费伦理的大众叙事开始兴起并不断扩张的阶段 。

贾樟柯观点：

我自己一直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注意力，我们论题的设定还一直放在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国家，这样一种判断上。这个判断是指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由政治、经济的改变，带来个人生活及文化的改变，并认为这种变化仍然在持续之中。我们一直在面对、讨论、理解这个变化的过程，并试图判断它最终的结果。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巨大的误差，因为对我来说，这场变化已经结束十几年了。

我们急需面对的是这场变化后呈现的相对固态化的结果，这个固态化的结果目前看起来没有更新的可能。但我们却一直把中国社会放在还在改变的动态里观察，因此我们的理解、观察，与当下的现实是没有踏上节拍的。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读书的、写书的、拍电影的越来越离开我们的读者与观众。

本帖最后由 grammyliu 于 2017-7-10 18:41 通过手机版编辑

除了思想的负担太重 ，消费文化的兴起 ，也给二十世纪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这种叙事伦理上的变迁 ，和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与文学语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 ，中国开始了进一步的改革 ，市场经济在体制方面获得了合法性 ，开始全面铺开 ，文学体制的改革也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小说家 、文学刊物 、出版社的存在和发展 ，原则上不再依赖于国家的资助和扶持 ，而是遵守市场的法则 。与此同时 ，政治也改变了进入日常生活的形式 ，是消费 ，而不再是政治 ，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经验 、身体和欲望 ，借助消费主义的力量 ，成了当下小说叙事的新主角 。故事要好看 ，场面要壮大 ，经验要公众化 ，要发表 ，要出书 ，要配合媒体的宣传 ，获得市场效益 ———所有这些消费时代的呼声 ，都在不知不觉地改写作家面对写作时的心态 。翻开杂志和出版物 ，举目所见 ，多是熟练 、快速 、欢悦的欲望写真 ，叙事被处理得像绸缎一样光滑 ，情欲是故事前进的基本动力 ，场景 、细节几乎都指向阅读的趣味 ，艺术 、叙事 、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 ，慢慢地 ，读者也就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 ——这种快乐 ，就是单一的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 。那些善于讲故事的人 ，尤其是善于以私人经验为主要故事内容的人 ，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宠儿 ———市场意识形态所青睐的 ，总是这样一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