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看似比较矛盾的境地中，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特殊工具来处理，即使用”三权分立“的资产。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给自己投保一份终身寿险，我自己作为受保人和投保人，这样保单完全就被我控制，我并没有失去控制权和使用权。然后将我的儿女设置为受益人，这样等我真正离去，这笔钱就会定向高效地传承到我后人手里去。如果我愿意使用更高阶的玩法的话，还可以设置保险金信托，甚至家族信托。

最后，行动并不意味着失去，配置保险资产，只是把钱从我的左手放到了右手。

比如我们在推荐客户做养老资产配置之时，最好不要说我们来做一份养老保险，因为这可能会给客户反驳的机会“我有房养老”“我有社保“......而是应该替代为年金险或美金储蓄。

像年金险就有两个不可替代的属性，第一个即金额的确定性，我现在投下这么多钱，到后面不管我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肯定就能拿回这么多钱，甚至更多，哪怕保险公司倒闭。第二个特点是年金与生命等长，是一份能和我生命长度匹配的资产，活多久，我就能拿多久。

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大V（互联网保险经纪机构，甚至很多自媒体连保险经纪牌照都没有，仅仅是通过某些第三方平台走单）都会和你讲，公司大小不重要。因为他们卖的就是中小型保险公司的产品。他们的套路无非就是告诉客户，

1）保险经纪人代表客户利益，保险代理人代表保险公司利益.......

实际上很多保险从业人员，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哪个产品正在被热炒，哪个产品好卖，哪个产品佣金高，就卖什么产品。当然，在如今的保险行业里，依然有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从业人员。

另外中国保险法里的完整描述是，保险经纪人指的是机构，而并不是个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保险经纪机构工作的个人，只能算保险经纪人的销售顾问。详见保险法第118条。

无论什么保险公司，股东都是大佬，都统一受到银保监严格的监管，保险公司都不能破产，即使破产，也会有保障基金接盘........

保险牌照是金融行业里最难拿的两个牌照之一，所有保险公司的股东确实也都是大佬。但是，大佬也是分级别的，在大佬云集的保险行业里，大型保险公司的股东和中小型保险公司的股东，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实际上很多中小型保险公司所面临的情况，要不就是偿付率经常触及红线，要不然就是经常面临巨额亏损（打开搜索引擎，输入某某保险公司+偿付率Or某某保险公司+亏损即可，有想更深入研究的，还可以研究各个保险公司的年报，看看亏损是怎么亏损的，真正盈利的渠道是什么......）。

因为中小型保险公司目前的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了占有一点点的市场，往往只能把定价和产品等设计的很激进，甚至还能给到健康情况不佳的投保人比较优惠的核保offer，同时再给销售渠道方较高的销售费用。

可能很多人觉得保险公司运营激进，保险公司的大小与否和自己没关系，反正自己能顺利买到东西就好。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和我们息息相关。

首先，很多中小型保险公司成立的时间都不长，现阶段都是处于保险公司运营周期的前段，并没有迎来过理赔潮。在保险公司前期运营过于激进的背景下，如果到后面还产生不了足够的盈利，那么在理赔潮来临之时，可能情况就比较糟糕了。对于投保人来讲，在理赔时，就有可能面临保险公司严格遵守“疾病定义”之类的情景。简单来讲就是保险公司在理赔时死抠条款，不会像在投保时那么宽松。

保险代理人都会和你讲，公司大小与否很关键，因为他们卖的都是自己公司（大型保险公司）的产品，别无选择。

大型保险公司的运营非常稳健，利润也都很高，市场份额非常高，各个衡量指标看起来都很完美。

但在国内，因为有90年代的“利差损”的历史包袱，加上大型保险公司有非常庞大的营销团队和绝对的市场占有率，所以大型保险公司所推的保险产品，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在性价比方面，比不上激进的中小型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

同时，在从业人员方面，国内大型保险公司代理人的平均素质和专业能力，也比不上保险经纪机构的人。不过国内绝大多数的大额保单，都产生于国内大型保险公司的从业人员，他们的顶尖人才是非常厉害的。

香港老一辈的投资者，很多都选择持有汇丰银行的股票来自制养老金，因为汇丰一直都在派发稳定的，且较高的股息。汇丰的派息特性，也是中国平安之前大肆收购汇丰股票，从而成为汇丰银行第一大股东的重要原因。

但股票毕竟是风险资产，再稳定的派息“机器”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虽然汇丰这次的停止派息，和由此导致的股价暴跌，本身是小概率事件。但也正因为它是“所有人”眼里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其往往会对市场情绪造成较大的影响，从而给我们造成可能是暂时的，较大的损失（股票价格的下跌和应收股息损失）。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想通过一定的资产配置（资产端），来匹配未来的刚性支出（负债端），比如孩子的教育金，自己的养老金等这些必定会在未来发生的，且支出大概率只会多，不会少的需求，我们可能需要用更多元化的配置，或者是加入保证成分更高的资产，来解决这个风险敞口。

个人认为，随着汇丰的业务逐渐“亚太化”，它的股票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只要你的时间纬度足够长，它一年不派息，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我的个人观点是，薛老师的“四商一法”系统，是财富管理领域的完美框架。其在行业发展方向上，具有开拓性的指导意义。

但是，在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和专业化的现在及未来，可能很难有人可以达到他描述的这种境界。所以，它是一个终点，而且是一个可能永远都到不了的终点。另外，结合我个人及我们团队的实际经验，这本书里的部分内容有些理论化。因为在我们的实践中，真实情况可能并不是他描述的那种情况。

我从每个篇章中，筛选提炼出了一些有价值，或者是有意思的内容，来和大家做个分享。完整的内容，大家可以通过实体书或者电子书阅览。

资商篇，关于黄金

在最近两个月里，“乱世黄金”一度被各个自媒体鼓吹。抛开“黄金是不是一项很好的避险资产”这种可能带有主观倾向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一些客观的内容，即黄金的资产属性和涨跌机制。

对于个人而言，黄金是一种非生息资产。如果我们持有股票，可能会有分红；持有债券，可能会有派息；但持有黄金，我们只能通过价差，来赚取收益。换句话说，在我卖出它之前，我所拥有它的一切价值，都是“账面价值”，又或者是“虚拟价值”。

在很大程度上，美元的真实收益率决定了黄金的涨跌。如果我们把黄金看成一种货币，那么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无非就是占世界货币储备总额60%以上的美元。美元的真实收益率，就是黄金的机会成本，其对黄金的价格有很大的影响。

美元的真实收益率=名义利率-通胀率。名义利率可以参考美元的基准利率，即联邦基金利率，目前这个数字是0-0.25%。通胀率，很简单，就是美元的通胀率。所以，市场对名义利率及通胀率的预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黄金的价格。注意，我们在这里谈的是预期，因为价格都是由市场预期决定。

举个例子，假如我们预计这段时间的名义利率不会再往下或者往上调整，且通胀率会抬高。那么美元的预期真实收益率就会下降，我们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也会下降，所以黄金的价格会升高。这就是黄金的抗通胀属性。

当然，上面的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当市场遭遇了系统性流动性危机，那么市场的唯一举动，就可能是不断抛售各类资产来换取现金。黄金自然也不例外。这就是前两个月黄金价格波动较大的原因之一。

法商篇，关于民商事和刑事层面上的法商

现在国内法商培训课程的核心内容，都与家庭的资产保全有关，主要围绕家庭婚姻、财富传承和企业运营三个方面来讲授，其内容主要包括，

自身婚姻及子女婚姻对资产分割的潜在影响，毕竟婚姻破裂，很大可能就会涉及到财产分割。所以在财富管理领域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好的婚姻，就是成功的一半；

资产在传承过程中的分散风险及纠纷风险，比如很典型的案例就是，很多企业主身前并没有做关于股份分配的安排，或者有关股份分配的安排有明显的法律漏洞。所以往往在他身后，股权旁落兄弟姐妹处，自己的子女或配偶丧失公司控股权；

企业运营方面的债务风险、资产代持风险等，比如企业主长期处于家企不分的状态，滥用公司独立法人的属性，使公司独立法人人格丧失，从而在面对公司债务时，企业主自身家庭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在法律上，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潜在的风险，主要都集中在民商事层面。简单来讲，这些事儿主要和我们的钱有关。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企业家，其实还面临不小的刑事风险。这就不只与我们的钱有关了，它还可能涉及到进局子的事情。

企业家所面临的潜在刑事风险，是我一直在关注的领域。但非常遗憾，我发现的现实情况是，很多朋友对民商事层面上的法商很感兴趣，甚至都组建了专业的团队来处理日常的事务。但在刑事风险这一块，很多人仍然不重视。

现在很常见的一个涉及刑事风险的例子就是，民间融资法律风险。

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难免会涉及到外部融资。国企央企上市企业相对还好，他们的融资渠道相对较多，比如银行贷款，发债，上市，定增，股权质押，等等。但很多中小企业，并没有多少可选择的空间，所以他们往往都会涉及到民间融资。而在国内的现行法律法规中，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仅一线之隔。

举个例子，民间融资极易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通俗来讲就是，很多中小企业主可能会在民间层面上借钱周转，比如在张三那里借一点，在李四那里借一点.......然后承诺在一年内还清本金和较高的利息。但这样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如果以公司名义借款，只要借款的数额超过100万，或者是人数超过150人，又或者是给存款人造成50万以上损失，这就可能会滑进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深渊，后面公司不但要支付罚金，相关人员也会面临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而如果是以个人名义借款，那么对应的数额依次是，20万，30人，10万。

税商篇，关于实际的税商

书里的这部分内容，以列举境内外税务条例为主，然后辅以少量的税务筹划理论。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而言，有关这部分的很多内容，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一方面国内的税法越来越复杂，其已经是一门非常专业的高门槛学科。所以税务领域以外的人，很难玩儿的转。至少对于曾经学过3-4年财务学科的我来讲，我觉得我是提不出来什么专业建议，我也仅仅是对保险方面的税务比较熟悉。因为只要不涉及到某些国外税务身份的话，保险根本就没有税务问题，它是免税资产。

另一方面，对于财富管理领域而言，最完全的税务筹划方式是设立离岸信托。离岸信托的税务筹划作用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第一是将自然人的税务身份，转换为信托的法人税务身份，以获得税务上的优惠。第二则是将信托设立在低税率的地区，比如各种岛，香港，等等。

企商篇，关于“给谁”“什么时候给”和“怎么给”

资产传承，是未来财富管理行业中，最具有想象力的一个部分。

根据瑞信研究院（Credit Sussie）于2017年发布的报告，在2022年，中国私人财富总规模将达到38万亿美元。同时，随着国内第一代企业主的退隐，越来越多的私人财富面临传承规划。

代际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代际传承的意思，即将资产传给哪一代。简单来讲就是，不一定要将资产传给子女。在资产传承的实践中，我们往往可以进行隔代传承。例如著名的隔代传承，朱元璋传位于朱允炆。另外，在代际传承的内涵中，第一代人完全可以将财富规划的更长远一些，为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提前做好安排。

什么时候来规划传承，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转移即失去。对于很多人而言，财富传承不能马上做，因为绝大多数资产的所有权、控制权和受益权，三权合一，一旦我们将资产转移，那意味着彻底的”失控“。特别是在过早进行财富转移的时候，“失控”就可能会创造风险。

比如老王的女儿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普通人，老王每年只给她100万生活费。如果有一天，老王突然给到她1个亿或者2个亿，那这大概率就会打破她原有的生活节奏，进一步可能会增加她的人身风险和婚姻风险等。同时，如果她还尚未成熟，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打理这些财富，财产的保全和增值，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等待即身后，但我们也不能等到后面再做，因为生活总是不确定的。很多人所持有的“等我要走的时候再安排”的想法，其本身就很荒诞，基本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

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安排好的话，真正到后面，可能就轮不到我们来安排了。一旦生前没有做好安排，我们的资产必定会进入法定继承程序。严格来讲，法定继承是最糟糕，最不负责的方式，因为它是不做任何安排的结果。同时，在实践中，法定继承很麻烦，其必须要第一顺位继承人全部达成一致意见。这极易造成家庭纠纷。比如私生子女/继子女，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比如，在有兄弟姐妹的情况下，父母继承财产意味着财富的流失，因为兄弟姐妹是父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再比如，如果涉及到股权继承纠纷，其势必会影响到公司本身的运营。

在现在和未来，资产传承并不是核心事项，现在开始规划才是。

然后，要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传承呢。

在这样一个看似比较矛盾的境地中，我们就需要用一些特殊工具来处理，即使用”三权分立“的资产。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给自己投保一份终身寿险，我自己作为受保人和投保人，这样保单完全就被我控制，我并没有失去控制权和使用权。同时，将我的儿女设置为受益人，这样等我真正离去，这笔钱就会被放大（因为终身寿险都有较大的人寿杠杆，交100万保费，可能就可以拥有500、600、700万的保额），然后定向、高效、隐私、安全地传承到我后人手里。

如果我愿意使用更高阶的玩法的话，还可以设置保险金信托，甚至家族信托。家族信托，尤其是离岸家族信托，是家族财富延续的利器。

最后，行动并不意味着失去，进行各种规划，只是把钱从我的左手放到了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