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同样也是可以的。最新的参考依据是，2019年1月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但是，仅限民商案件，且除外了八类案件（第三条），需要当事人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第七条），高等法院可部分认可和执行（很多都涉及到，如第十九条）。另外，申请人还需要提供被申请人的财产状况和财产所在地（第九条），这对于具有隐私性的个人保单来讲，实际上他人很难知道具体情况。

最后再次总结，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香港购置的保险被内地判决，是可以请求香港执行的。但在实际中，操作的难度仍然较大。

目前，在海外的养老金设计和配置中，有一种设计方式很受市场追捧，其核心即权益资产下滑曲线（Glide Path）。它的意思很简单，在养老金的资产配置中，权益资产的比例会随我们退休年龄的临近而逐渐下降，固收类资产的比例则与之相反。

用更通俗易懂的话来讲就是，在我们年轻时，把养老金资产中的多数资金配置以权益类资产，少数资金配置以固收类资产。同时，在我们逐渐临近退休日期的过程中，将养老金资产组合中权益类资产的占比不断下调，固收类资产的占比不断上调，从而达到最终的目的——在我们退休时，退休金资产组合整体风险较低，收益适中，且能产生长期稳定的收入

这种设计方法背后的逻辑也很简单，我们在年轻时能承受较大的风险，也需要稍高的收益来帮助我们促进养老金规模的增长，所以需要配置较多的权益类资产，剩下的固收类资产则可以帮助我们来平衡一定的风险。而当我们逐渐年长，养老金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资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就愈发重要。所以安全稳健的固收类资产自然就成为了养老金中的中流砥柱，部分的权益类资产则让我们的资产组合更多元化。所以遵从这种设计和运营方式的养老金，其风险与收益在投资者的各个生命阶段都有较优的匹配度。

（30岁开始准备，到60岁退休时资金变为原来的7-8倍

权益资产下滑曲线（Glide Path）的概念和逻辑很简单，但具体涉及到实操范围，其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下滑曲线，即在这长达几十年的配置周期中，我们应该怎样去动态调整权益类资产和固收类资产的比例。比如是按直线型调整，还是按阶梯型调整。这个问题的背后会涉及到诸如投资人生命周期、长期经济趋势、股债市场波动率、预期收益率等参数的假设，我们需要整合所有假设的参数才能最终得出一个下滑模型。另外，在养老金的实际运营中，还有一些“场外”因素需要考虑。总的来说，在实操层面上，如果我们自己不是金融类的专业人士，抑或是本身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去专门做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弃自己设计和运营了。

不过其实我们也并不需要自己去设计和运营养老金，在社会分工如此精细的现代，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比如我们可以配置相应的养老基金，像下滑曲线就经常被设置在目标日期型退休基金中，所以我们就可以购买目标日期型退休基金。不过此类基金今年才被引入到国内，本地化的设计和运营还需要有一个探索和进步的过程。再比如我们也可以配置相应的储蓄保险，虽然储蓄保险并没有下滑曲线的设计，但是它和养老金下滑曲线的概念和运营非常相似，比如都是要求投资人中长期持有，比如它们最终目的都是产生长期稳定的收益，比如相应的资产组合也都是在动态调整（权益资产和固收资产随投资策略、经济预期和市场变化等因素，在各自的比例范围内相应调整）。另外，储蓄保险也在税务、债务规避、财富安全传承、婚姻资产配置上更有优势。

现阶段，在养老金的三大支柱中，以养老保险为第一支柱的覆盖面较大，但效果也是很“合理”的差强人意（毕竟人口基数大，其本来也就是一个基础保障。即便一切都很完美，最后最多也只能有一个在社会平均线上的生活水平）；以企业年金为第二支柱的养老保障，覆盖率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个人养老金为第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也才随着老龄化危机的到来刚刚开启。

所以现在的结果是，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不足70%（退休前一个月1000，退休后只有700），部分养老金的运营有较大亏空，社保基金持续的支出增长率大于收入增长率，社会也存在着较高的通胀率。于是面对养老这种刚性需求，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开始配置了个人养老金。